作為當地監管食品藥品的主要官員，彭殿偉也承認，西藥是現代的工業品，有很多可以參考的依據，而中藥，是老祖宗流傳數千年的手藝，不同的老中醫，對中藥的理解可能就不同，而且，以前的中藥，大多是野生、野味，現在，很多卻是人工種植、養殖，再加上土壤、環境污染，種植出來的藥材，就可能會出現重金屬超標。
藥農曾慶福的心情涼透了，仿佛這窗外越來越冷的天氣。“今年虧了30萬”，他對第一財經1℃記者說，自己種植了20多年白術，但2019年的行情，讓他寒了心。
曾慶福所在的鄲城縣宜路鎮，毗鄰安徽亳州，村民們從上世紀80年代便開始自發種植白術等中藥材，如今，每年數萬畝的種植面積，讓宜路鎮成為豫東規模最大的白術生產基地。鄰近的一些地區也把宜路鎮當成學習樣板，有些地方甚至把白術種植當成扶貧項目大行推廣。種植規模擴大帶來一個后果則是，近年來白術的產地售價越來越低。
2019年有了更大的變化，不單是價格下跌，更大的打擊是藥材賣不出去了。多位業內人士認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新版《藥品管理法》（下稱“新《藥法》”）對中藥材提出了更高的標準，一些中藥材市場也一下子陷入了罕見的冷清。
這個冬天，藥農們都在思考下一步怎么走，但眼下最頭疼的問題是：誰來買手里的藥材。
曾慶福所在的南頭村不大，一共只有2900多人，但三分之二的家庭，都將白術種植作為主要收入來源。
白術是一種中藥材，也是40多種中成藥制劑的重要原料，民間有“十方九術”之說，意指十種藥方有九種都會用到白術，可見白術用途之廣。
上世紀80年代，白術被引進當地種植。當時，一斤鮮白術（沒有經過烘干的白術）的價格為0.5元，雖然看起來不高，但一些事業單位職工的月工資也不過數百元，一畝地好幾百元收入的誘惑下，很快讓這種中藥材在當地種植開來。
“我印象最深的是2007年，那一年，我才種了2畝白術，但刨除成本，還是凈賺了2萬多元。”曾慶福至今仍沉醉于當年的致富時光，那一年，國內鮮白術的價格高達15元/公斤，他的2000公斤白術，賣了3萬元，刨除成本，凈利潤還有2萬多元，而當年鄭州一個普通員工的月底薪是800元。
也正是從這一年，南頭村的村民們開始由最初的在自家自留地種植，擴展到去周邊大規模承包土地種植，曾慶福也很快將白術的種植規模從2畝擴展到30畝、100畝。
附近一個鄉鎮的官員很快聽說了宜路鎮農民靠種植中藥材致富的故事，他率隊帶著幾十個村莊的村支書到宜路鎮取經，回去后，一下子在全鎮推廣了2萬多畝白術種植。結果，那一年鮮白術價格大跌，從考察時的9.5元/公斤，直線下跌至不到2元/公斤。
“同樣一畝地，只要價格不出大問題，種植中藥材的收入，還是比種糧食多。”曾慶福有自己的一筆賬。在當地，如果承包土地種植小麥、玉米，每畝地的承包費只需四五百元，但如果種植白術，均價就要到800元以上，甚至達到1200元/畝。
很長一段時間，即使白術價格不斷下跌，曾慶福仍然有利可圖。2016年，鮮白術價格3.8元/公斤時，他賺了20萬元；2017年，價格4元/公斤時，他賺了30多萬。到了2019年，鮮白術價格一路下跌到2.45元/公斤時，他終于發現，靠種植中藥材賺錢，開始變得越來越難了。
2.45元/公斤價格，僅相當于最高峰時期15元/公斤的六分之一。即便按照1000公斤的高畝產計算，每畝地的毛收入也僅有2400元，連每畝3000元的種植成本都不夠。
但最可怕的還不是價格下跌，“沒人收貨”，這是2019年讓曾慶福等一眾藥農最為頭疼的事。
往年這個時節，早已開始不斷有經紀人上門洽談收購了，但2019年始終沒有幾個經紀人上門。雖然種了這么多年白術，但包括曾慶福在內的種植戶們卻從沒有自己的銷售渠道，而是等著中藥材經紀人、經銷商上門收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眼瞅著家里堆積如山的白術，曾慶福犯了愁。他給亳州市一個相熟的白術經銷商打電話，得到的回復卻是，新《藥法》出來后，經銷商的門店也是銷量大減，他們現在不敢像往年那樣，囤積那么多中藥材了。
于2019年12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的新《藥法》，被業界視為“史上最嚴”的新藥法之一。
根據新《藥法》規定，成分、性狀不符合國家藥典標準的中藥飲片，以及重金屬、農殘、硫黃等成本超標的中藥材，均有可能會因被認定為假藥、劣藥而實施處罰，動輒罰款150萬元。普通的經銷商、“二道販子”根本不具備檢測的能力，因此也不敢冒險進行大量的采購和囤積。
亳州中藥材商品交易中心商戶韓先生向1℃記者證實，近年白術價格之所以大跌，其中一個原因是產量大。這幾年，各地都在推廣中藥材扶貧，造成大量藥材供大于求，最終導致走銷不暢；另一個原因，則是突然收緊的中藥材監管政策，讓諸如韓先生這樣的“二道販子”，一夜之間沒了生意。
韓先生說，作為全國最大的中藥材交易中心，往年，他們這些亳州的商戶，都是先把貨從產地拉回亳州，然后各地飲片廠、藥廠的采購員們，就會上門洽談、采購。但今年，他們不敢輕易去產地進貨、囤貨了，因為往年市場里熙熙攘攘的采購員大軍，今年只是稀稀拉拉地偶爾才冒出來幾個。
“感覺很怪，突然就沒了生意。”在亳州市另一個規模較大的中藥材市場，商戶王女士說，往年快到年底時，她的門店就開始進入銷售旺季了，但如今，連春節都快到了，她的生意卻看不出有什么轉好的跡象。最明顯的表現是，往年一次動輒采購數萬元的飲片廠、藥廠的采購員們，很少在市場里見到蹤影了。
新《藥法》的威力，怎么會這么大？王女士心里，也開始犯起了嘀咕。
難過的飲片廠
日子難過的不只曾慶福、韓先生這些人，他們的下游飲片廠也在這個冬天瑟瑟發抖。
當地一家飲片廠的負責人說，新《藥法》之下，飲片廠原來的模式基本上行不通了。
這位負責人介紹，他們的很多客戶，都是醫院、藥房、鄉鎮衛生院，這些行業既不是充分的市場競爭行業，對中藥材飲片的需求也不是某個單一的品種，而是成百上千個品種，這便要求他們進行廣泛的采集，這些中藥材的來源，大多是諸如韓先生、王女士這樣的亳州中藥材市場的商戶們。一些飲片廠為了利潤最大化，到中藥材市場拿貨時，誰的價格低就去誰那兒拿貨，至于藥材的質量、療效，反而在其次了。
同樣在亳州中藥材商品交易中心開店的康茂偉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說，以前，很多商戶之間都是以價格競爭，至于質量，湊合能用就行。一款藥材，從經紀人、經銷商、業務員，最后才到飲片廠、藥廠，利潤都讓中間環節賺走了。最終的結果，飲片的價格沒降低，終端的患者使用時，藥效卻降低了。
他說，一些飲片廠，甚至連采購員都沒有幾個，需要貨了，就到中藥材市場去東拼西湊，這家拿一點兒，那家湊一點兒，這樣做出來的飲片，連基本的質量都沒法保證，更談不上溯源。
但新《藥法》的出臺，打破了這些飲片廠的小算盤。新《藥法》除了加強對藥品研制、生產、流通環節的嚴格管理外，還特別規定持有人應當建立并實施追溯制度，保證藥品可追溯。而其中動輒處罰150萬元的嚴厲措施，讓一些飲片廠不寒而栗，甚至一些中小飲片廠干脆關門停產了。
“新《藥法》出臺以后，我們接到反映最多的，是比過去嚴得太多了，也有人當面抱怨，說罰款太厲害了。”亳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局長彭殿偉說，新《藥法》的出臺，對中藥飲片的檢測更細致了，處罰的措施也更加嚴厲，這肯定會對一些飲片企業產生壓力，“但你要生產規范了，就不會出問題。”
“中藥的風險點，確實比西藥要多。”作為當地監管食品藥品的主要官員，彭殿偉也承認，西藥是現代的工業品，有很多可以參考的依據，而中藥，是老祖宗流傳數千年的手藝，不同的老中醫，對中藥的理解可能就不同，而且，以前的中藥，大多是野生、野味，現在，很多卻是人工種植、養殖，再加上土壤、環境污染，種植出來的藥材，就可能會出現重金屬超標。
當地一家中藥飲片廠負責人則介紹，一款藥材，可能在采購抽檢時是合格的，但制成飲片后被抽檢又不合格。這是因為，藥材的種植來源區域廣，可能會有部分不合格中藥材混雜其中，但現在的中藥飲片都是通過大型現代化設備的機器生產，這些不合格的中藥材，就可能因此被均勻混入，當監管部門抽檢你的中藥飲片時，還是會發現大量飲片不合格。他告訴1℃記者，新《藥法》出臺以后，當地已經有好幾家中藥飲片廠的GMP證書被收回了，而一家飲片廠想重新取得GMP證書，至少要投入2000萬元的工廠及設備升級改造成本。
1℃記者注意到，2019年11月5日，亳州市中信中藥飲片廠因存在涉嫌嚴重違法違規生產中藥飲片問題被收回GMP證書；2019年11月30日，上市公司精華制藥（002349.SZ）旗下子公司亳州保和堂因被安徽省藥監局在飛檢時發現6條缺陷，最終被收回GMP證書，這直接造成該公司暫時性停產。
作為亳州市中藥飲片行業協會秘書長，柴建華對當地中藥飲片廠的遭遇感同身受。他說，一款每年銷售額數百億美元的西藥，可能一個批次就能用很多年。但中藥飲片廠，每進貨一次中藥材，就要先化驗、檢測，合格了才能入庫，然后，等你生產時，還要再抽檢、半成品中試，最終把飲片生產出來，才能去申請一個批次。“每出產一個產品，就要重新申請一次，一個飲片廠，每年僅批次就可能需要申請成千上萬個。”柴建華說，中藥飲片的利潤本身就不高，譬如這次被收回GMP證書的亳州保和堂，3656.07萬元的銷售額，毛利卻只有203.00萬元，這真是“賺著白菜的錢，擔著賣白粉的風險”。
最終，隨著新《藥法》的出臺，亳州一些飲片廠悄然關門了。已經從事藥材生意20多年的康茂偉，同時向國內多家飲片廠、藥廠供貨，他說，自己最近也發現，身邊至少有四家飲片廠已經很久沒有進貨了。
由此導致的另一個結果是，一些中醫院、鄉鎮衛生院，甚至連最基本的重要飲片品種都湊不齊了。
湖南一家中醫院的醫生便抱怨，他們醫院的定點飲片廠，以前向他們供應400多個品種，現在只愿意供應200多個品種。而一款名為“前胡”的中藥飲片，甚至因為其中的含量無法達到要求，很多飲片廠干脆不做了，因為一旦被檢測出不合格，就會被按劣藥處罰。
海南一家醫院的醫生也吐槽，前幾年，他開出的一張中藥處方需要七味藥，現在，同樣的處方，連醫院藥劑科都反饋說，藥配不齊，不是這個沒有就是那個缺貨，患者叫苦不迭，醫生也沒有辦法。
機遇與轉型
“這確實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柴建華說，國家出臺新《藥法》的初衷，首先是為了保證老百姓的用藥安全。從國家層面講，用藥安全是第一位，不會因為一兩個品種的缺貨，就改變目的和初心，而且，一旦不合格的中藥材流入市場，可能會帶來難以想象的副作用。“譬如，你這邊去買中藥，想解決睡眠問題，結果卻因為中藥里的黃曲霉素超標得了癌癥，豈不是得不償失。”
彭殿偉也認為，要做大一個產業，沒有嚴格的監管，這個產業是做不大的，只有嚴格的監管，才能塑造出更大的產業。
“現在一些人反映藥材價格低、賣不掉，不能把板子打在新《藥法》上。”彭殿偉說，新《藥法》出臺后，亳州一些飲片廠確實出現經營下滑、品種減少，但這種問題，不是新《藥法》的缺憾，反而說明監管力度在加強，也說明以前那種“劣幣驅逐良幣”的不正常現象，正得到糾正。
“以前，監管力度不大的時候，很多飲片廠都是通過市場、渠道去調一些貨，通過自己的平臺加工一下，然后靠人脈和低價去分銷，現在，沒人敢這樣干了。”康茂偉說，新《藥法》出臺之后，給傳統的中藥材種植戶和市場渠道商帶來兩個結果：一個是，諸如曾慶福這樣的沒有飲片廠、藥廠等大客戶資源的傳統中藥材種植戶，日子更加難過了；另一個是，諸如康茂偉這樣的有一定客戶資源、進貨渠道，又有自己的合作社，能夠同時打通上下游的渠道商，反而迎來了新機會。
“新《藥法》沒出來之前，大家在意的是價格，現在，大家在意的是質量。”和亳州中藥材市場里的大多數同行感受到的寒冬不同，康茂偉認為，新《藥法》的出臺，對自己反而是好事。
從2016年開始，康茂偉發現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他干脆直接進入上游，利用自身20多年的中藥材從業經驗，在東北的吉林、黑龍江組建中藥材合作社，一方面，將觸角深入田間地頭，在產地有自己的合作社；另一方面，又直接到上游去連接工廠車間，直接向飲片廠、藥廠供貨。
康茂偉告訴記者，傳統中藥材市場里的貨，沒法實現溯源，因此，面對新《藥法》的“三無一全”（無硫黃加工、無黃曲霉素超標、無公害及全過程可追溯）的新要求，曾慶福這樣的傳統中藥材種植戶會感到陣痛，而他們這些早早布局上游合作社的從業者，不僅幫藥廠實現了從原產地到農戶、車間的全程可追溯體系，甚至連施肥的型號、時間，何時打藥、開花、下雨、是自然晾曬還是機器烘干等一系列數據都能提供，正是這些大數據，最終讓下游的飲片廠、藥廠更放心跟他們合作。
但由此帶來的一個新問題是，能夠供應的品種減少了。對此，康茂偉的應對措施是，成立道地藥材聯盟，共建共享，抱團取暖，聯盟里的每個成員都有自己的獨特品種，你的客戶需要我的品種，我的客戶介紹給你，最終提升了銷售量。
“中藥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瑰寶，如果沒有法律的約束，最終會毀了這個行業。”康茂偉說，2019年，自己公司的銷售額已經突破了5000萬元，而他們聯盟近20家企業的總銷售額，則高達10多億元，甚至一些中藥類上市公司也開始主動找他們，鼓動將聯盟改組成集團公司，通過資本并購，幫助他們做大做強。
